1948年，刘国志被捕的消息传来，他的五哥顿时震惊不已，连夜从香港飞抵重庆，亲手递上一张空白支票给当时负责的特务头目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放了我弟弟，多少钱你随意写！”这突如其来的举动，足见家族对刘国志的担忧与不惜代价营救的决心。

当年三月，《挺进报》悄然送达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，随报附上一封警告信，专门寄给最高长官朱绍良。《挺进报》是我党地下组织秘密发行的刊物，流传于重庆及川东多个区域，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影响力。这无疑是对当局的一种挑战和刺激。

朱绍良得知此事后，愤怒非常，立即下达命令，要求西南军统特务长官徐远举限期侦破此案，查明幕后黑手。徐远举接令后，火速调集大量警力展开大规模搜查，终于在四月抓获了多名地下党成员，其中就包括了刘国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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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徐远举首次见到刘国志时，便对其外表产生了强烈的怀疑。刘国志文质彬彬，皮肤白皙细腻，给人一种被家中娇养的富家少爷印象，显得与其他被捕的地下党员截然不同。查阅其档案后，得知他来自四川泸州的一个大地主家庭，生活优越，令徐远举心中暗自揣测：这少年不过是出于好奇，年少轻狂，根本经不起考验。

抱着这种轻敌心理，徐远举立即开始审讯。可是刘国志的精神信念坚定如钢，无论被问到什么，他始终回答“我不知道”，丝毫不为威胁和诱惑所动。徐远举耐心渐失，愤怒质问：“你家境这么优越，要钱有钱，何必搅和进共匪的勾当？”刘国志冷笑不答，只用沉默抵抗。

无奈之下，徐远举开始使用刑具威胁：“看见这些刑具没？再不招供，后果自负。”面对血淋淋的威胁，刘国志毫无惧色，坚守信念，誓死不吐半句。徐远举气急败坏，命令手下动刑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尽管身体柔弱，刘国志却忍受住一轮轮酷刑，坚韧不拔，毫无松口。

无计可施的徐远举只得给刘国志戴上镣铐，押回牢房。与此同时，刘国志的家人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，五哥刘国琪马上从香港赶来，带着贵重礼物四处游说重庆军统高层，企图救出弟弟。

刘国琪几乎见遍了军统机关的要员，特别是向徐远举送去了一只纯金香烟盒和一块名贵手表。徐远举看到这些礼物，眼珠子都快直了，但仍故作犹豫：“你弟弟是地下党，事情严重……”刘国琪不甘心，赶紧又补上其他礼物。

终于，徐远举满意地收下贿赂，在军统内部形成共识后，同意释放刘国志，但提出条件：刘国志必须在报纸上发表退出党组织的声明。刘国琪立刻提出：“让我和弟弟见面，好说服他。”

于是，刘国志被带到徐远举的办公室。满身伤痕的他见到哥哥，惊讶又无奈：“五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刘国琪苦口婆心劝他签字退党，承诺一签就释放。刘国志坚决拒绝：“我死还有党，等于没死；我若背叛组织，活着还有何意义？”面对弟弟的决绝，刘国琪第一次营救以失败告终。

不久，急于救人的刘国琪又想出新招，再次与徐远举会面，拿出那张空白支票：“只要放了我弟弟，多少钱您随便写！”此时国民党战局急转直下，官员们纷纷打算逃跑，徐远举也希望趁机多捞一笔。

这回徐远举爽快答应，但仍要求刘国志写一份悔过书，做个形式上的交代。刘国琪预料弟弟不会自愿，于是亲自代写了一份悔过书，准备让刘国志签字。第二次见面中，刘国琪再次劝说：“国志，外面乱成这样，别再执迷了，签了悔过书，徐处长就放你走。”

看着哥哥为自己付出的努力，刘国志心中感到无比愧疚，但他仍坚定不移，含泪说道：“五哥，谁也动摇不了我，我愿为人民献身，你们别管我了。”刘国琪再三劝说，希望他为家人着想，但刘国志坚持必须无条件释放。最终，第二次营救仍然以失败告终。

1949年11月27日，白公馆惨案爆发。刘国志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的《就义诗》，坦然迎接刑场，为坚定的信念和对党、国家的忠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